201728365365.tw学习资料第3期

（2017年9月）

目录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中国制度优势：权威民主法治的有机统一

●如何看待新经济的变革与挑战

●新经济倒逼治理创新

●收入分配改革有新动作 重点是构建更加公平的制度

●“洞朗对峙”背后的中印关系

●印度的“胆子”为什么越来越大？

●涵养理性开放的大国国民心态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谈“一带一路”建设

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追福各国人民：“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5月15日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时强调

谈绿色发展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5月2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谈中国足球

中国现代足球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与足球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近年来，我们集中力量制定足球改革和发展总体方案，坚定推进改革。我们正在培养全社会足球文化，深化足球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世界足球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专业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完善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加强国际交流借鉴，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久久为功，逐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让积极向上的足球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6月14日全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时指出

谈金砖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是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在当前乱变交织的国际形势下，金砖国家面临共同的任务，要维护好各自国家稳定和发展，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金砖合作机制契合五国客观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大势。

——6月19日集体会见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

谈“三农”问题

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村经济、增强农民工务工技能、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拓展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要完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城市农村一起抓。

——6月21日至23日在山西省考察时强调

谈脱贫攻坚

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现有贫困大多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多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文明程度较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集体经济薄弱，脱贫任务重，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必须给予更加集中的支持，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开展更加有力的工作。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

——6月23日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

（转自《时事报告》2017年第7期）

中国制度优势：权威民主法治的有机统一

杨光斌

曾经被视为“历史终结论”的代议制民主，不仅给广大非西方国家带来灾难，而且西方国家自身也受困其中。在西方经历金融危机的这些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中国道路越来越成为学习的榜样，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为什么呈现如此鲜明的反差？对中国自身制度要有进一步认识。

好制度的一般原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

民主政治是现代性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特征，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的。民主既是目的也是工具，作为目的的民主首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而这一目的性权力需要各种制度形式来实现，其中有参与权、选举权、协商权、自治权、知情权等。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纸面上温和、诱人、理性的字词，却能在现实政治中掀起滔天巨浪而让很多人谈民主色变。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就是人们在追求这一现代性制度的时候，抛去了人们赖以存续的权威性秩序。

权威性秩序是民主的制度保障，但是带有权威光环的公共权力也可能被滥用，因此必须以法治来保障权力的正当权威性。这是人们追求法治的主要根据。另外，民主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分配权力的制度安排，不受约束的民主所产生的权力并不比其他权力形式更值得称道，选举民主毕竟也产生过希特勒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分配权力的民主同样需要法治的约束。

也就是说，作为一套约束权力机制的法治，是现代性好制度的根本所在。虽然法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其与民主和权威之间是一种动态平衡，法治不能伤害权威的有效性，法治要为人类福祉的增益服务。

中国制度在根本上保障了权威—民主—法治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是一般性政治原理，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实就体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根本特征，是权威性秩序的来源和保障。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建党—建军—革命—建国—建政，因此党本身就是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缔造者，是权威性秩序的根源。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一个现代性政党所保障的权威性秩序，或者政党政治如果演变成党争民主，民主就变成了没有秩序边界的政治游戏，其危害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表明，法律、法院或者制度，其本身不会自动成为权威性秩序的来源，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或者高等法院甚至成了政治动乱的根源。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根本性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党性和人民性历来是统一的。党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体现的人民性政治不言而喻，而人民性即人民民主或者人民主体地位，也只能通过代表性政党这个制度渠道来实现。世界政治的普遍性事实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民主政治很容易演变为金钱政治，结果民主变成了事实性寡头政治。代议制民主结果变成了资本控制的党争民主，人民民主被践踏。

人民当家作主不但是要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自己去参与、协商或者决定政治事项，同时还包括人民切身利益的实现。在大多数时间里，人民利益不会自动实现，得通过行政与执法机关去实施、推进，需要政策与法律的落实，这就是依法治国所指的“一府两院”的职能。

这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定位，分别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府两院”的功能与行为规范。这一制度恰好暗合了好制度的一般原理，保障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

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论断指出了国家权力的原理。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由若干同心圆构成，从核心到外围依次是政治制度圆、经济制度圆、社会制度圆和历史文化圆，其中最核心的政治制度要素固然要适应作为环境性要素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但是最核心的力量怎么可能总是被决定而不起主导作用呢？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历经奴隶制的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其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相反，那些动辄折腾政治制度的改革却会迅速搞垮一个国家。这就是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处理上游—中游—下游权力关系的能力：社会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度，可以称之为体制吸纳力；协调多维度权力关系所需要的制度整合力以及最后的政策执行能力。包含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比较优势通过以下几个指标体现出来。

体制吸纳力。“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是西方理论家基于自身的政治制度建构出来的一套话语，在我们国内也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政府的天职是治理，不能治理的政府是不道德的，何来合法性？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成长于社会深处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西方的选举政治所能比拟的。因此，多家世界权威数据显示，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度、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度等几个关键性指标上，中国都排在世界前列。《经济学人》杂志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20个国家开展关于“自己的国家是否在正确轨道上”的调查，中国得分名列第一。所以，只能以中国传统的民心、民意来看待中国政治的合法性。

制度整合力。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必然是多维的，权力关系必然是复杂的，至少包括横向的党政关系、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族关系，还有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其中，每一种权力关系都有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或负面或灾难性影响，需要强大的制度整合能力，否则资本权力绑架政府以及“党争民主”形成的政党斗争极化，结果必然是“否决型政体”，使得政府在关键性发展议题上寸步难行。比如，中国的高铁项目因类似的原因在一些国家遇到困难。相反，在上述每一个权力关系中，中国所贯穿的都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从而“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保证了中国的制度整合力。

政策执行力。政策执行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下游，其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制度整合能力所保证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协商协调落实，二是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和文化素养。制度整合力所保障的中国政策执行力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原因还在于中国是官吏制度的发源地，这是一项把国家组织起来并管理国家的制度发明，这一文明基因保证了中国与生俱来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因此，国外很难想象上百万的移民安置工程，也不敢想象在几年内能帮助几千万人脱贫。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但符合好制度的一般原理，还直接表现在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上。历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漫和“民主的衰败”，尤其是血腥的“阿拉伯之春”，我们更加相信这样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但体现在制度形式是否符合各自的文明基因，更直接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好看的制度、好听的理论，如果不能治理国家甚至祸及民生，那都是蛊惑人心的说辞而已。保障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的制度，其比较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事关权威、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安排，需要在政治理论上得到丰富，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转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7年第126期）

如何看待新经济的变革与挑战

杨涛

当前经济全球性的增长困境使得新经济发展愈发引人关注。一方面,备受打击的传统产业与金融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寻找能够振奋人心的新增长动力;另一方面,粗放式、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引发人们心有余悸的反思。如何更好地权衡资源有效配置与公众福利的提升,是新时期社会变革的聚焦点,而以新经济为增长点的创新实践则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新经济内涵再剖析

共享经济虽然引人注目，但也不是新经济的全部。李克强总理曾指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是很广泛的，它涉及一二三产业”。虽然新经济的范畴和边界并不泾渭分明，但究竟“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新的资源配置模式。进入新世纪之后，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组织结构，给信息采集、处理、交换带来深远影响，逐渐对诸多行业的生产与商业模式产生冲击。这不仅使剩余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用方式变得更丰富，抵制了资源价格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使消费者主权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使用权而非拥有权的交易，能够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分享经济的价值所在。

二是新的技术内生动力。新技术是促进增长的源泉，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根本也在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我国近年来虽然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但与大国地位仍有较大差距。在国际电信联盟对2015年度全法度ICT（信息、通信和技术）发展指数的排名中，我国居第82位；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对全球139个经济体的信息技术水平进行评估，我国居第59位。提升市场内生动力和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动力，已成为新经济的重中之重。

三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逐渐改变了原有的产业架构与企业边界。新经济时代逐渐体现为创客时代，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趋势，“小而美”、智能化、便捷化、友好型的产业与企业形态将大量涌现，大企业可以通过外包化整为零。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或许能够缓解大城市病、资源消耗与浪费等一系列现代化顽疾。

四是新的消费与就业模式。后工业社会的难题之一是传统经济带来的就业效应逐渐化，导致就业压力增加。包括分享经济在内的发展模式，可以在全新的交易活动中拓展就业空间，增加居民业余收入。同时，也可以使得消费方式更加灵活，缩短供求链条，节省时间，间接增进国民福利。

五是新的制度规则探索。新经济的探索往往会触及制度模糊或空白地带，而且与传统经济之间也可能出现各种摩擦和冲突，更有可能被机会主义者滥用而备受损害。对此，新经济要走向健康发展，最终还要落到新制度规则的完善上，或者通过外力带来与传统规则的妥协和改良，从而保障走向各方共享、共赢的经济发展格局。

新经济引发新金融变革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剖析金融科技带来的新金融变革：

第一，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过去谈科技金融，我们谈的是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融合，但在考虑这对关系时，更多考虑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时，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服务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反观金融科技，思路并不是完全单向的，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一面强调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到金融产业链中，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一面基于科技的发展，还会带来一些过去技术不发达时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新金融科技使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有效融合，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金融科技与创新，正如喝啤酒时泡沫是衡量啤酒好坏的标准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

第二，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当我们谈论金融科技时，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技术非常高大上，由此高估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事实上从技术层面看，我国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能力不足，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板。显然，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腾飞幻觉”。在去除各类“弯道超车”狂热的同时，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的并驾齐驱式进步。

第三，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称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如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当前，科技冲击使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模糊，金融科技着眼于功能的实现，典型的银行类机构变得不像银行；产品也在不断跨界，无论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边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在新思路导向下，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会从规模导向转化为功能与结构导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落实及结构的完善，而不仅是争规模，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

第四，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科学与技术着眼点不同，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我国一向重视实用，而科学精神重视“无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评认为，我们只有“技术哲学”，没有“科学思潮”。具体到金融层面，我们关注应用层面的技术，关注产品、组织、渠道、客户这些马上能带来效率、能改善盈利的模式。但从金融科学角度，更应关注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需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更应关注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

第五，从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比如金融与实体的分化与融合、金融模式的分化与融合：不再是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关系，而是信息化时代的金融；又如金融主体的分化与融合：高效、透明、共赢、持续的金融交易规则——改变“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扭曲局面；再如金融效果的分化与融合：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科技引领的金融“强身健体”。

第六，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无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还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监管部门应最大可能减少对金融的“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以此重构更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同样，还需告别“拍脑袋”式决策，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环境下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实现“穿透式的监管”，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政策预期不应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

此外，金融科技给金融运行带来了全新挑战，从监管上说，既要有短期治理和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要有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在新技术挑战时代，出一些小危机、“小感冒”很正常，这会使金融肌体及时排出毒素。如果一直不出问题，突然大病一场反倒可能是致命的。

（转自《党政干部参考》2017年7月上）

新经济倒逼治理创新

宫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达13.1%，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6.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机器人等新产业、共享单车等新业态促进相关工业产出持续大幅增长。

“变革速度前所未有，涉及面广而深，跨界融合广泛深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与组织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阮萌告诉记者，诸多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折射出中国新经济持续迸发出的蓬勃活力。

近年来，我国新经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全面创新为引领和支撑，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为主要内容。“可以说，新经济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一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形态。通过大力发展新经济，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机遇在相关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正因为发展新经济、新业态意义重大，对政府监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直言，当前发展新经济的制度供给创新不足，而监管模式也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受访专家们看来，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根植于国情，又要跳脱出传统思维束缚，以包容性心态，在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为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提供合理约束和有力支撑。

新业态孕育新动能

移动互联网研究机构iMediaResearch最新发布的《2017Q1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显示，2016年共享单车市场规模为12.3亿元，预计到2017年中国共享单车市场规模将达102.8亿元，增长率为735.8%。2017年共享单车行业用户规模会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将从2016年的0.28亿人增长至2.09亿人。

“大家在生产生活当中能感受到共享单车、在线教育、智慧医疗等一些新的服务方兴未艾，极大地活跃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日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如此讲道。

“我国具有巨大市场潜力，技术扩散效果比较明显，新经济主要有三种发展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吕薇告诉记者，共享单车等细分领域正是以市场力量推动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还存在另外两种典型新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如高铁、风电、太阳能等高端制造；另一种是政府推动和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如政府提供平台，市场风险投资跟上，两者协力支撑的创新创业。

在专家们看来，尽管发展模式各有差异，但新经济内部要素正在快速发生化学反应，各种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带动了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了经济发展。

“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降低了实体经济成本，包括降低了消费者消费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吕薇讲道。以网上消费为例，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同比增长3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25.9%，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55.9%，目前网上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已经达到12.9%。事实上，网络消费已经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所占份额也在持续扩张，带动消费潜能不断释放。

同时，2016年中国跨境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2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跨境电子商务的零售进口额达3060亿元人民币，出口额达9440亿元人民币。国际邮政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商家已经在全球跨境电商卖家中占到26%以上。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发展新经济、培养新动能。”在吕薇看来，新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并在不断壮大。

在专家们看来，新经济、新业态创造了新的市场增量，同时为传统业态注入活力。尤其是着眼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新经济在推动动能转换、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传统监管体制难以适应

“但是，新经济发展也受到了旧体制机制的制约，新旧经济形态冲突加剧。面对新经济，传统机制还需进一步开放包容。”在阮萌看来，尽管新经济发展迅猛，但并非一马平川，监管体制创新的紧迫性正日益凸显。

例如，具有多品种、小批次、频繁交易等特点的跨境电商对传统外贸监管体系形成很大挑战；而缺乏相应监管制度、一度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也遭遇发展瓶颈；生命健康新技术发展迅速，但相关标准和规范缺失，行业乱象频发……

“这几年政府已经深刻意识到新经济发展迅猛，在推进监管改革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总体而言，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张占斌看来，传统管理体制需要更加有效适应新经济发展，政府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需要不断转变完善。

一方面，政府监管标准化工作刚刚起步，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清单、收费清单、责任清单等都有很多差异，相关审批流程、监管应逐步建立形成较完善的标准体系，统筹协调监管方式，以便适应新经济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政府整体综合统筹协调任务任重道远。在张占斌看来，多头审批、多头监管等问题还存在，权力分割、部门分割下导致有些监管举措没有形成合力，政府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他认为，随着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的出现，监管部门对一些新问题、新需求，如果回应不及时，或者反应过度，将会增加出错的可能性。

新旧经济利益冲突、制度缺失、监管手段滞后及部门管理碎片化、有限资源分散化……阮萌认为，这些显然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也不利于新经济发展与成长，更不利于中国经济动能转换。

新思维看待新事物

“发展新经济需要创新治理方式，需要新的治理思维。要鼓励创新，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先准入后规范，传统的管理办法要主动去适应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发展。”吕薇向记者表示，新经济有自身特点，对待新经济要尊重规律，实现治理思维和方式的转变。

在专家们看来，时移世易，不仅仅是新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经济环境的外在条件也已不同以往，因此政府监管，宜立足于新经济健康发展，在审慎监管下加强制度创新，完善相关监管体制，实现政府监管能力的转型升级。

其一，贯彻实施“大道至简、弹性监管”的原则。“政府监管要有一定的温度，一时看不明白的，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张占斌告诉记者，可以带着积极的、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一些新事物、新技术，把广阔的空间留给各类市场主体去探索。

同时，弹性监管也要求有一个底线监管，即在现有认识水平基础上，制定一个最低底线，对有些看得准的、出了问题的，比较严重容易出问题的，政府监管要果断出手，不能让风险蔓延。

其二，政府要更多着眼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使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能够公平竞争，公平获得创新要素。

“市场监管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已经提出来要简政放权，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降低制度性成本。”在吕薇看来，下一步还要继续放开市场准入，更多发挥标准的作用。比如环境、安全、质量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标准，而不是行政规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技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科学制定和动态调整标准，制定标准主体要多元化。

其三，创新监管技术手段，打破各类信息孤岛，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尽快争取全面实行政务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化，特别是涉及到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理的事务，应尽可能全部网上进行，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另一方面，逐步实现对数据的自动化流程管理，做到数据精准管理。同时，要建设国家层面的数据平台、信用平台、消费者保护平台等，通过平台化治理来提高政府监管水平和服务全社会的能力，真正打破信息孤岛。

“此外，在新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建立先行示范区，在一定区域内对新经济发展和监管制度进行试验，取得成绩以后再推广。”在阮萌看来，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中使用的这一有效办法，同样也可以用来为新经济发展服务。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24期）

低收入分配改革有新动作重点是构建更加公平的制度

改革提速七大群体有望增收

此次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7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安排》明确了4方面19项重点工作。

一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重点是组织开展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策试点，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激励制度，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加大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力度。

二是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重点是推进所得税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增强兜底保障能力，做好帮扶攻坚工作。

三是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重点是强化教育机会公平，保障就业机会公平，抑制投机稳定预期。

四是夯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础。重点是充分发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的统筹协调作用，完善收入分配统计与核算，做好支付结算管理工作，建立收入分配政策评估体系以及研究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这19项重点工作中还有细化的任务目标，每项任务都有对应的责任单位。

当前，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紧紧围绕“增活力、扩范围、促公平、强基础”，加快推动相关工作。据介绍，在增活力方面，着力激发重点群体积极性。针对技能人才、科研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新型职业农民等多个群体，一是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健全“大国工匠”培养、选拔和激励机制；二是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三是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开展中央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四是积极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全面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国务院去年公布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瞄准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七大重点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激励计划，带动城乡居民实现总体增收。

为何要瞄准这七大重点群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表示，这些群体在各行各业城乡居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的是代表了新时期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有的是城乡居民增收的短板。对这些群体的有效激励，就是牵住了“牛鼻子”，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有力支点。

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在未来制度改革推进中，不应拘泥于相关指标本身，而要综合考虑经济结构变化、要素条件变化的情况顺势而为，重点是要构建和健全更加公平的制度，建议在起点平等、规则公平和结果合理三方面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1、强化预分配保障起点平等

“起点”主要是指个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状态。要实现起点大体平等主要依靠预分配手段，在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甚至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较为丰裕和平等的生长发展条件。不少研究证实，成长阶段形成的体能健康、认知能力、个性特征等将深刻影响到未来学业和就业情况，进而影响未来收入。因而，在起点阶段强化预分配措施有助于从源头打破日益坚固的“马太效应”和“代际贫困”链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向未来，要不断强化预分配作用范围和力度。一要加大财政资金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支持少儿营养供给、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父母养育能力提升、家庭和社区环境改善等，引导社会关爱弱势儿童群体。二要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通过统一标准配备硬件、优质资源扩张、优秀教师轮岗等多种方式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和城乡间均衡配置。

2、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规则公平

单靠市场难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何况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仍不完善，带来大量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问题，其危害不仅限于扩大收入差距，还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质疑。面向未来，要下大力气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保障初次分配的规则公平。

一是推进体制改革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等级差距和流动限制。深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二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工资制度。对于已经市场化的盈利部门，在法制框架下应充分尊重其工资制度的自主性，并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政府部门仍具有较大控制权的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部门，要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应按照分类管理思路，建立符合各类型单位特点的工资制度，避免对各类型单位采用一刀切的做法。

三是进一步完善要素贡献评价体系，拓展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途径。更加重视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等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拓展这些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探索“高保底、重奖励”的科研人员薪酬体系。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财产性收入通道，让广大人民能够共享到经济发展成果。

3、强化再分配功能确保结果合理

除了公平规则外，我们仍需关心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否合理，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国际经验表明，一个稳固的收入分布应该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形态。即使在规则公平前提下，一个十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果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在一个较成熟的文明社会里，我们也十分有必要为那些分配结果惨淡的个体提供基本保障。对分配结果进行调整就要依靠再分配手段发挥作用。当前，我国再分配手段对收入分配结果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部分手段甚至还起到了相反作用。面向未来，再分配调节政策应坚持“调高、扩中、提低”的总体思路，不断完善社保体系、税收制度，增强公共服务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

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保支出责任收归中央，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账户，让“账户跟人走”，消除跨区域、跨城乡结算限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升社会保障力度，加大对贫困阶层救助和扶持的力度，健全针对困难群体的动态社会保障兜底机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有序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应用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社会救助精准性和执行效率。

二是深入推进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最终建立综合征收性质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尽快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等，逐步建立多税种、立体式的税收调节体系。增加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监管，保证高收入人群合理纳税，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三是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对低技能人群的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流通的能力。加大基本医疗服务向低收入群体的倾斜，防止脱贫人群因病返贫。

（转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第126期）

“洞朗对峙”背后的中印关系

林民旺

6月16日，印度边防人员擅自进入中国境内，阻扰中方人员在洞朗地区修建道路，由此形成两方对峙。

中印边防人员在边境地区形成对峙的情形并不罕见。然而，此次对峙的性质却并不一样。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称：“我从事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工作30多年了，以我的经历看，这是锡金段边界第一次出现如此严重事态……印度边防部队越过双方共同承认的锡金段边界线，这与过去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发生的摩擦有本质区别。”6月30日，《印度快报》发表了印度著名学者康蒂·巴杰帕伊（Kanti Bajpai）的文章，直指“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跌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最低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洞朗地区的对峙，看似是由于具体的分歧所致，实际上更大的背景则是近些年中印关系的发展趋向。

友好期待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将印度作为其担任总理后的首访国，双方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等合作倡议，尽管之前中印边防人员在边界西段的天南河谷进行了21天的“帐篷对峙”。10月，印度总理辛格回访，双方签署《中印边防合作协定》，辛格谈到自己的感受时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非常重视中印关系”。
2014年5月莫迪当选印度新总理后，中国继续向印度伸出友谊之手。习近平主席史无前例地派出外交部长王毅作为特使拜访莫迪，并邀请他早日访华。而莫迪当时也承诺，将在任期的第一年内访华。在7月中旬于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第六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与印度莫迪总理进行首次会面。两位领导人会晤气氛融洽，会面时间远超预定时间。中方主动邀请印度参加当年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还表达了希望印度在上合组织内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望（事实上开启了印巴加入上合组织的大门，也就有了2017年上合组织正式接纳印巴的过程）。与此同时，中方另一项友好姿态——给印度香客开放经乃堆拉口岸朝拜“神山圣湖”的新路，更显示出中国对印度的善意与战略信任。
正是在友好期待的双边氛围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各方决定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首任行长来自印度。同时，在中国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时，印度积极响应和支持，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2015年5月14-16日印度总理莫迪开启中国之旅，得到了中方的热情招待。同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相继访问印度。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内政部长拉吉纳特·辛格也先后首次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更重要的突破则是在2015年6月，中印边境的乃堆拉山口迎来首批印度官方香客，印度外长斯瓦拉吉评价说，这是中印关系改善的一个标志。
与此同时，中国对印投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在印度新建了两个工业园区，投资200亿美元以助推“印度制造”。在莫迪访华期间，两国企业签订了26份协议（或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达22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印度，北汽福田、阿里巴巴、小米、VIVO、金立等纷纷布局印度。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将印度看作投资的“香饽饽”，热情高涨。
然而，在这些积极的发展趋向之下，也有一些消极面浮现。一是“边境对峙”不时发生。除了2013年和2014年都发生过边境的对峙。2015年9月，又发生一起较有影响的对峙：印度军队和边防警察部队越界到中方实控线一侧1.5公里，拆除了中方一个在建的哨所，形成两军“对峙”局面。另一个因素则是“一带一路”，印度是周边国家中为数不多的对“一带一路”反应较为冷淡的国家，同时对中国在南亚发挥更大作用也缺乏积极认识。
另外的消极面，则体现在印度放弃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开始与美国形成“准同盟”的关系。2015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主宾参加印度共和国日的庆典，这是印美关系中“史无前例”的事件。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突飞猛进”。2015年6月美国防长卡特访问印度时，双方正式签署新版的《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出15个防务合作领域，简化美对印的防务技术转让，加强两国的军工生产合作。2016年，双方的防务合作进一步加深。6月初莫迪开启第四次访美之旅时，两国签署了《后勤保障协定》，莫迪还被安排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布印度要成为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目标是要在防务合作上能达到美国最紧密盟友和伙伴的程度。美印关系似乎真的要走出过去“犹豫不决”的状况。

多事之秋

2016年，中印关系开始进入“多事之秋”，焦点是两个问题上的分歧。一是印巴关系的对立面在加剧，印度固执己见，认为中国“偏袒”巴基斯坦；二是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受挫，认为中国是其中最大障碍。
印巴关系随着克什米尔骚乱加剧和恐怖主义袭击增多而日益紧张。2016年1月和9月，先后发生了两起针对印度军事基地的袭击。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是对印恐怖主义的“幕后黑手”，要求“严惩”巴基斯坦的情绪在上升。2015年6月时，印度就要求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根据1267号决议制裁巴，因为当年巴释放了涉嫌策划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的嫌疑人拉赫维。但是，当时中方并不赞同这一提案，因为“印度提供的信息不足”。同样，2016年印度指控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穆罕默德军”幕后策划了1月的袭击事件，中国多次以技术性手段搁置了印度的申请。而快速发展的中巴经济走廊，将可能成为南亚、中亚“改变游戏”的因素，也令印度颇为不悦。
另一个问题则是，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上受挫。2014年9月，莫迪首次访美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因此于2016年5月递交了加入NSG的申请，随后在国内外开展了高调的宣传和动员，一副决意加入NSG的姿态。莫迪特意选择在6月24日核供应国集团的首尔年会前，访问瑞士、墨西哥等国，寻求对印度立场的支持。结果，首尔会议并没有将印度加入NSG的问题提到议程中来。印度媒体不断暗示中国是唯一的阻扰力量。实际上，挪威、荷兰、新西兰、爱尔兰、土耳其、南非和奥地利等国，都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
在这种消极的氛围之下，印度也逐步对华采取一些所谓的“反制”举措。2016年10月初，印度社交媒体上陆续有人发出倡议，要在排灯节（Diwali）期间抵制中国货。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的高层人士，敦促人们使用印度制造的产品来庆祝排灯节。10月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首席部长会见达赖喇嘛，邀请他窜访中印争议地区达旺；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马（Richard Verma），更是飞到达旺参加当地节日。年底，印度总统更是“史无前例地”在总统府接见了达赖喇嘛。与此同时，印度在南海问题上也是小动作不断。

未来方向

进入2017年，中印关系似乎要走上积极发展的轨道。1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15次提到印度，将印度放在美国、俄罗斯之后，列在日本和其他国家之前，这令印度战略家们颇为高兴。2月22日，中印在北京举行了莫迪就任以来的首次战略对话。印度外交部称，此次会谈是富有成果的（productive）。
然而，进入4月后，中印关系再次受到严重冲击。4月4日起，达赖喇嘛开始窜访达旺地区，印度内政部国务秘书里吉朱（Kiren Rijiju）一路陪同并高调向中国喊话。更有冲击力的是，5月13日晚，印度外交部发言人以答问形式，就中国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做出表态，称“互联互通倡议必须建立在公认的国际准则、良治、法治、开放、透明及平等基础上”，并称“印度一直在敦促中方就‘一带一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正等待中方积极回应。关于所谓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社会已非常了解印方立场”，云云。
及至6月的洞朗对峙，印度借口替不丹“出头”，竟然主动进入中国境内干涉。这个“借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正如不丹的法律人士旺查·桑杰（Wangcha Sangey）在给印度NDTV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不丹王室没有以任何形式确认过曾邀请印度进行干涉。最初印度媒体说，是不丹要求印度出面干涉的，随后则改称是“与不丹协调”后采取行动的。同时，不丹从来也没说自己被谁欺负了。因此，桑杰要求印度媒体别再说什么中国“以大欺小”了。

更严重的是，印方还称中印两国就“中印边界锡金段尚未最终划定”达成一致，双方只是认同了边界走向。印度的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历史界约，特别是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两国政府间一直以来的往来文件。
印度的做法令中方愤怒，洞朗对峙被看作是印方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也已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尽管如此，是否可能很快缓解并解决当前的对峙，仍然还有待观察。

（摘自《南风窗》2017年第15期）

印度的“胆子”为什么越来越大？

谭保罗

印度，真是个奇特的存在。这段时间，他的“胆子”似乎有点大，和他的国力形成不小的反差。

反差的背后，是印度有变成强国的雄心，无奈没有变成强国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这个国家正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试图打造这个基础。

印度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这需要从这个国家2016年开始推行的“废钞”行动谈起。

在一个现代国家，“废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钞票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中央银行对于钞票使用者（国民，也有外国人）的一种负债。印度直接宣布以前的大额钞票“作废”，要重新更换新钞，这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央行在对钞票使用者的债务履行出现了违约。

比如，有农妇误以为钞票作废而自杀，有病人因旧钞无法支付而被延误医治而死，还有的排队换钞中暑而死，等等。废钞运动的推行者、印度总理奠迪97高龄的母亲还“以身作则”，坐着轮椅，亲自前往一家银行网点兑换钞票，以显示自己没有特权，以及改革的坚定意志。

印度如此大费周章地“废钞”，到底要干什么？直到今天，依然很少有中国专家真正把问题说清楚，说明白。

很简单，加强金融领域的中央（联邦）集权。一个国家，中央政府权力的保证，除了暴力机关，比如警察、军队以及宗教等手段之外，更在于必须控制全国的财货。这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个是财政税收，一个是金融系统。

在西方国家，财政税收系统是分权的，金融系统主要都是私营的，所以中央政府两个手段都不够强大，中央控制全国财货的能力一般都很弱。

印度在政治上效法西方，财税体系也是高度分权的，所以中央的征税能力非常差，导致中央政府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一塌糊涂，市场分割严重。这导致了印度无法为企业家的雄心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所以印度的大财团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而不愿意把主体业务全部留在国内发展。

印度的财税是分权，但它的金融体系却是中央集权的。从1960年末期开始，到1980年代，印度竟然实行了两轮银行的国有化运动，大型商业银行权基本都变成了国有控股。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印度全国的业务量超过了整个银行的8成，掌控着国民大部分储蓄。这一点，和中国非常类似。

因此，莫迪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财货的控制，手中的财政税收改革这张牌，没法打，必然会遭到地方精英的反对。实际上，莫迪税改现在遭受的阻力非常大，有破产的危险。但国有银行的存在，让莫迪看到还有金融集权这张牌可以打。

印度金融体系还有特殊现象，即有着强大的“民间储蓄”传统。比如，印度民间热衷于持有黄金，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消费国，印度富豪家庭的姑娘出嫁，嫁妆的丰厚，基本上就是一次“金库大转移”。

印度另一个“民间储蓄”传统是民间会持有大量的现金。民间持有现金，这会给国有银行体系带来什么问题？最直接的问题是，国家无法控制国民储蓄，国有银行的存款不足。进一步，这会导致银行的贷款能力不足，那么中央政府也就无法对某些“铁工基”项目进行贷款了。所以，废钞的本质就是迫使民间储蓄存入国有银行。

不过，你可能有个问题，中央印钞票不就好了，还用发掘民间储蓄做什么？你必须知道，印度是选票政府，通胀本质是掠夺大多数人财富，会摧毁政客的选票基础。

因此，印度废钞的本质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打击黑钱、金融反腐，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条：在税改举步维艰的背景下，中央必须全面掌控国民储蓄，加强中央对金融的控制。

要加强中央的权力和在国内的威望，除了掌控全国的财货，另一条方法就是主动在外部进行挑战，转移国内注意力，引发国民情绪和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感。所以，印度近期的“胆子”突然就变大了。

印度其实一直在悄悄学习中国。遗憾的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麻烦了。

（转自《南风窗》2017年第16期）

涵养理性开放的大国国民心态

程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电影《战狼2》以这样一段文字薄落幕，同时也唤醒了人们藏于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哪个时刻让你感受到中国崛起”、“我经历的真实撤侨更燃”——人们纷纷通过社交网络回忆自己的真实经历，感受着祖国发展的点点滴滴。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强军兴军实现新飞跃，国际战略达到新高度。从利比亚、也门撤侨，到建军90周年朱日和沙场阅兵；从G20杭州峰会，到即将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亚投行的建立，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从一个区域性大国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人们由衷地感叹——祖国强大了。

如今的中国正以新的面貌、新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国际主流事务的边缘位置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一路走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展示着坦诚开放、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

大国之路上，大国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每一位国民。只有当每一位国民具有了与发展相适应的成熟理性的国民心态，国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

成熟大国国民，需要树立自信心，大到对国家历史、国情、制度、文化的自信，小到对个人能力、职业、生活的自信。自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曾长期处于受屈辱的弱国地位，这也造成了一部分人曾存有小国、弱国心态。作为大国国民，应当扭转“自卑心理”，自尊自信，不盲从他国或其他社会的价值取向。既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定位，也对世情、国情、党情有清醒的认识；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才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成熟大国国民，更需要理性开放的心态。不是零和博弈、功利主义的狭隘思维和非此即彼、极端对立的盲目民族主义，而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国民心态。客观审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遇事既坚决维护本国利益与尊严，也积极担当应尽的国际责任，从容自信地拥抱世界。

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从容自信，理性开放，这才是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每一位国民应有的心态。让成熟的国民心态成为社会主流精神，这才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与底气。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34期）